盘点：围绕“天价国宝”回流的那些事

  一件3000多年前的青铜器，牵动了几亿华人的心。北京时间3月20日凌晨（纽约时间3月19日下午2点），湖南收藏家群体与纽约佳士得洽购成功，漂泊海外多年的大型青铜器皿方罍（léi）器身终于要回归故里了，并将与湖南省博物馆藏的器盖实现“合璧”。

  这个注定成为2014年文物回流大事件之一的消息，尽管已经尘埃落定，然而，关于皿方罍的讨论还在继续。一片“点赞”中，偶尔也夹杂着网友的不理解：“花那么多钱买破铜烂铁，值得吗？”如果把时间往前推，人们会发现，似乎每一次大手笔的“国宝”回流，都会听到类似的声音：回流“国宝”，到底何以“天价”？

  3月的纽约从来就没像今年这样吸引华人的脚步和目光。纽约时间3月14日，佳士得拍卖预展的第一天，青铜器鉴定专家贾文忠到了纽约。让他惊讶的是，酒店里住的、餐厅里吃饭的，到处都是华人，大街上走几步就能碰到熟人，还都是同行。用他的话说，华人“海了去了”，“光我知道的北京古玩界的人就有百十号都来了”。

  仿佛全世界的华人收藏家不约而同地聚到了纽约，这个“聚会”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皿方罍。有人跃跃欲试想要竞买，有人想一睹国宝真容，也有人只是好奇这件“方罍之王”到底能拍多少钱。而当湖南省博物馆致佳士得的函在网上被披露后，所有人都开始关心一个问题——20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24亿元）能将皿方罍带回家吗？

  3月19日下午2点，距离皿方罍原定的拍卖时间只剩21个小时，洽购成功了，价格却秘而不宣。强烈的喜悦和好奇把华人的情绪推向了高潮，微博、微信上的祝贺和对价格的猜测纷至沓来，最夸张的说法是成交价超过10亿元人民币。不过，收藏家朱绍良认为：“这种观点有点天方夜谭，不可能超过10亿元人民币。”据他透露，圈子里比较靠谱的估计是1亿元至2亿元人民币。即便如此，皿方罍也足以被网友贴上“天价国宝”的标签了。事实上，在占据主流的肯定和鼓掌中，确实也有网友质疑“天价”买回皿方罍的意义。

  为皿方罍回国奔波了四个多月并参与洽购的“艺术长沙”发起人谭国斌对此很无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之前做很多事情都要保密，真正懂青铜器的人毕竟是少数。”中央财经大学拍卖研究中心研究员、天问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季涛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业内人士才会去看这个青铜器多么稀有，更多的人只是看热闹、看故事，毕竟青铜器的历史太久远了，知识普及得还不够。”

  的确，在皿方罍成为大众话题之前，很多人甚至不知道“罍”这个字的读音。让人有点陌生的罍，是古时的一种大型盛酒器和礼器。青铜罍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较为短暂，而方罍更是稀少。此次即将归国的皿方罍，则被文物界公认为我国商周青铜器鼎盛时期的代表之作，也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方罍中最大、最精美的一件，享有“方罍之王”的美誉。

  在贾文忠看来，这件属于皿氏家族、器身高63.6厘米、通高84.8厘米的青铜器，绝对可以跻身中国青铜器的前十位。“它的制作流程与工艺太漂亮了，如果成交价线万美元，一点都不算多！”青铜器专家、湖南省博物馆前馆长熊传薪，用一个通俗的比方阐释了皿方罍的价值：“虽然不能和后母戊鼎相比，但与四羊方尊媲美没问题。”现存于国家博物馆的四羊方尊，同样出土于湖南，是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之中体型最大的。

  让专家们相信皿方罍此次成交没有买贵的另一个原因，是青铜器在艺术品市场中长期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人们常常听到“金石书画”的说法，其中排在首位的“金”就是被看作“国之重器”的青铜器。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历史上代表权力和威望的青铜器，现如今在艺术品市场并不显山露水：黄庭坚的书法《砥柱铭》2010年就拍到了4.368亿元，前天亮相香港苏富比春拍的明成化斗彩鸡缸杯最终以2.8124亿港元成交，而青铜器此前的最高拍卖纪录还是皿方罍2001年创下的924.6万美元，按照当时的汇率计算，折合人民币不到8000万元。“青铜器本来就稀少，皿方罍又是一件流传有序的东西，并且还有‘合璧’的意义，相对别的类型的艺术品而言，应该更珍贵一些。”易极拍卖研究院院长王凤海说。

  历史悠久、器型硕大、造型夸张、工艺精美，再加上漂泊的传奇故事，期待的“合璧”佳话，皿方罍的“天价”回归似乎有充分的理由。然而，并非所有的回流“国宝”都如此。

  最近一次陷入争议漩涡的“国宝”，是今年秋季即将归国的7根圆明园大理石柱子。根据挪威KODE博物馆与中国商人黄怒波的协议，7根石柱将于今年9月回到中国，条件是黄怒波向这家博物馆捐资1000万挪威克朗（约合1000多万元人民币）。尽管黄怒波一再强调“这笔钱并非购买文物的价款”，但仍然有不少人认为这是“交易”，而非“捐赠”。随后，黄怒波坚持将回归的石柱放在北大而非圆明园的行为，惹来了更多质疑其炒作的声音。

  中国圆明园学会学术专业委员会委员刘阳就是这里面之一。据他介绍，7根石柱应属于养雀笼、谐奇趣、海晏堂和远瀛观等西洋建筑外侧镂空扶手之间的石刻构件。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跟7根石柱几乎一模一样的石刻构件，无论是在苏州、天津等内地城市，还是在圆明园遗址，都有少数的存世，仅圆明园遗址就有六七十根。“从艺术价值看，7根石柱代表了清代乾隆时期石雕的最高水准，但文物价值就不好说了，我们都讲物以稀为贵嘛。”刘阳说，“你说1000万元人民币值吗？从商业目的以及目前达到的传播效果来看，应该是很值得的。”

  石柱并非个案，近年来关于天价回流“国宝”的争议似乎从未消停过。以逾5000万元拍出的苏轼手迹《功甫帖》，自去年12月中旬起就身陷真伪争论，至今仍无定论；去年10月，一只被称为海外回流的明成化青花缠枝秋葵纹宫盌（wǎn）在香港苏富比大拍中以1亿多港元的天价成交，不久却被业内人士质疑为赝品；同样在香港苏富比以2.1亿港元成交的一尊明永乐鎏金铜释迦牟尼佛坐像，被称为“绝无仅有的中宝”，却随即被有经验的人指出2006年就有一款类似的佛像以1.166亿港元成交。

  而其中最为大众所知的，莫过于去年法国皮诺家族“归还”中国的鼠首和兔首铜像。这两件“国宝”曾在2009年拍出每件1400万欧元的“事实价格”，最终却以成功竞拍者拒绝付款的闹剧结束。一朝回归，大众欢呼雀跃，民族情感似乎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可在文物收藏界，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

  王凤海清楚地记得，1985年，马首、牛首、虎首铜像在美国的交易价格仅为每件1500美元；从1987年至1989年，这三件兽首以及猴首相继出现在纽约和伦敦的拍卖会上，当时最高成交价是马首，但也仅为25万美元；2000年，保利集团从香港买下牛首、猴首和虎首时，共花费了3000多万港元。如今，兽首却被看作了每件价值1400万欧元的“国宝”。“本来就是几千美元的东西，拍到几千万欧元，实际上就是贴着爱国主义、民族自尊心之类的标签人为炒作的。”王凤海甚至直接把兽首叫做“圆明园的水龙头”，“如果这几个水龙头只是几千美金拿回来，怎会是引来这么多的关注？”

  事实上，去年鼠首和兔首被捐赠回国后，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在接受各个媒体采访时也表示，虽然兽首“具有历史价值和特别的社会意义”，但“社会将其称为‘国宝’欠妥”。他同时还指出，在近几年的艺术品拍卖市场上，“海外回流”慢慢的变成了一种商业手段。而在国际市场上，面对流失文物出现的不理智行为，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圆明园兽首。

  在王凤海看来，兽首与皿方罍完全不能相提并论，这不仅是指文物价值，还有流失海外的途径：“皿方罍是怎么流失海外的，并没明确的证据，可兽首很明确就是战争中被掠夺的。所以，买回皿方罍我支持，但从一开始我就坚持，兽首应通过外交途径追回，它根本不应该上拍场，更不应该在拍场上被炒出那样的天价。”

  无论是被专家肯定的皿方罍，还是在文物界颇多微词的争议“国宝”，在每一次事件中，大众对“国宝”回流的热情似乎从未消退过。这种热情，无疑也成了“国宝”天价回流中不可忽略的因素。

  2009年成功拍到兽首而后拒绝付款的蔡铭超，至今仍被不少国人称为“民族英雄”；去年陈履生提出社会将兽首称为“国宝”欠妥的说法时，甚至引来了不少网友的微博围攻。而此次皿方罍回归更是“未拍先热”，从2月下旬收藏家曹兴诚发起倡议“其他华人藏家一律不出手”，网上呼吁、支持皿方罍回家的声音就不绝于耳；3月15日，湖南省博物馆致佳士得的函被无意中泄露后，立刻就有藏家担心大众的热情会引发海外买家更高的竞价；当洽购成功的消息传到国内后，网友们更是都表示“热烈欢迎湖南团队凯旋”。事实上，中国民众——尤其是富人们，对回流文物的热情，几年前还被国外媒体起了一个动听的名字，叫做“瓷器爱国主义（Porcelain Patriotism）”。

  如何看待民众对回流文物的热情？中拍协艺委会常务副主任、国家文物博物馆研究馆员刘幼峥显得很冷静：“国人的情感因素，一定要考虑。但你说大众的热情是高了还是低了，不好说，说不准了还容易伤害大家的感情。”不过，他同时指出，文物回流中情绪的东西还是该尽量淡化。

  季涛的观点则很明确，在他看来，大众的圆明园情结是兽首价格一路攀升的主要的因素。他解释说：“兽首是圆明园里不可移动的文物，就摆在圆明园里一直在那儿喷水，你一说大家都明白它跟圆明园的关系。实际上圆明园被拍卖的东西还有很多，比如玉玺、摆件等，可老百姓不了解这些文物的背景，所以很难引起关注。”

  保利文化集团总经理蒋迎春介绍的情况进一步印证了大众的圆明园情结。2000年至今，保利集团在全国各地办了60多次兽首巡展，如今接待参观者人数累计已超过2000万人次。去年8月，当牛首、猴首、虎首和猪首出现在新疆尔自治区博物馆时，开展当天参观人数就达到4472人次，8月4日更是达到7886人次，刷新了博物馆开馆以来的日接待量纪录。对于民众对兽首的热情以及兽首的“天价”，蒋迎春认为重点是兽首所承载的历史意义：“从最初铸造时代表乾隆盛世的历史，到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圆明园抢劫的历史，再到现在我们又有能力把它买回来，这三段历史是联系在一起的。”

  然而，这一切在刘阳眼中却显得格外讽刺：“各位明白了兽首，却忘记了圆明园，忘记了历史。”他说自己曾做过一个关于圆明园的社会调查，结果发现只有百分之十几的人知道圆明园是英法联军烧的，剩下的人要么不知道，要么认为是八国联军烧的。

  一边是兽首在民众中极高的知名度，另一边是民众对圆明园历史很低的认知度，刘阳觉得特别遗憾：“兽首回国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承载了一段屈辱的历史，可现在大家对兽首自身的关注远超于了它回来之后应该承载的历史意义，好像回国后就没有别的事儿了，没有人去关心文物背后的历史。”

  或许，湖南省博物馆馆长陈建明对即将归来的皿方罍的规划，能够为刘阳的担忧提供一个思路：“一方面，我们此前对皿方罍的流传历史研究还不够，现在给了我们重新研究它的绝好机会；另一方面，每年肯定有很多人是冲着皿方罍来的，我们在想，今后该怎么样去展示皿方罍，如何让参观者更好地认识中国的青铜文化。”

  让很多人津津乐道的是，皿方罍此次归国，并非通过参与竞拍，而是采取了私下洽购的方式。在国际拍卖市场，私下洽购是一种正常的方式，那么，这样的形式是否有可能让更多的海外文物得以回到故乡？专家们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洽购通过多方协商，没有让皿方罍走上拍场，并且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就有意地保持低调，不存在此前竞拍“国宝”时的造势。之前我们常常看到国内买家到国际市场竞拍文物时很高调，好像拿回来就是爱国，不拿回来就是不爱国，类似这样的炒作这次基本没再次出现。这种比较理智的洽购方式既达到了国宝回归的目的，又能保证最终的价格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合理，应该能为更多文物通过更合理的途径回流提供参考。

  此外，我认为价格高低并不是影响文物回流的决定性因素，国家经济的发达、国际地位的提高等，都是影响回流的因素。

  一般来说，洽购艺术品和拍卖艺术品是两种不同的交易方式，不能混着来。毕竟，拍卖最大的特点是公开竞价，而洽购是一种私下行为。

  当然，个别也有混在一起的情况，比如此次皿方罍的洽购，就属于特殊情况。一方面，虽然学术界尚未完全确定，但湖南省博物馆藏的器盖和这次原本要拍卖的器身，有很大的可能性是一体的；另一方面，中国人都强烈期盼二者能够“合璧”，佳士得也考虑了这一点。这种特殊的文物背景，不是每件流失海外的文物都具备的。对于来自特定国家的购买者，拍卖公司在法律和交易法则层面上没有满足其情感方面的必须，通过洽购让拍品提前撤拍，这样的形式仅是特例。

  文物回流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因为文物流失海外的方式多种多样，不可能用一种途径解决所有问题。不顾文物流失海外的方式，盲目进行洽购，反而有可能抬高文物的市场行情报价，使其回归变得更困难。

  如果是非法流出的文物，最正当的途径还是利用国际公约的规定，通过外交途径来追回。不过，很遗憾两个相关的公约都只为生效以后的非法出口文物返还提供相关依据，而中国还有很多文物是在之前流失至海外的。所以，外交途径这种最正当、最主要的方式，执行起来实际上也是最难操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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