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导演朱春光: 永远是时刻准备的状态

时间: 2024-05-28 05:08:01   来源: 佛像

  “我把自己作为一个机位,永远是stand by(时刻准备)的状态。”Discovery新锐导演,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中国最佳导演,央视《大国品牌》首席导演朱春光时时刻刻保持着自己的职业素养,习惯以电影人的视角去观察周围的一切。这一次,应江苏省委宣传部“艺术普及进校园”项目之邀,朱春光将观察的视角定在了中小学校园里。未来几年,他将带领南京的中小学生开启全新的电影拍摄尝试,教会更多的孩子如何在艺术世界里徜徉。

  “我换件外套再出镜哦。”开始采访前,朱春光脱下了风衣,从包里掏出一件折叠整齐的改良版中式上衣,交领右衽,和笔挺的衬衫领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比较偏爱这一类服装,其实类似风格的裤子也有,在北京,这次没带到南京来。”换完衣服,朱春光坐进了灯光里,三盏大灯啪啪一照,艺术范儿居然就这么出来了。

  今年51岁的朱春光,从事的行业对于很多读者来说不算特别大众——纪录片拍摄。和动辄大几十亿票房的电影拍摄相比,拍纪录片在外界眼中是一个算不得“占便宜”的活儿,同样的吃力,还不见得“讨好”。但对于朱春光而言,选择拍纪录片,是给自己圆梦。

  “2003年,Discovery频道在中国做了一个新的发展计划,培养纪录片导演。当时我在央视做导演。做电视的人,肯定是希望能拍纪录片的嘛,于是,我就提交了一些题材,报过去参与竞争。2004年,机会就这么来了。”2004年,朱春光在Discovery探索频道的选拔中获选新锐导演,正式转型,走上纪录片拍摄之路。

  首次创作,朱春光将拍摄的落点选择了湖北武汉的一条饮食街。城市大变革下,流浪艺人何去何从?朱春光耐下性子,连续追踪了两年,用镜头记录人间故事。这种不惜工本的创作模式,在一切都求快的节奏中显得格格不入。“纪录片必须是时间的累加,我们记录的这些时间即便是没有成片,它也有存在的价值。”朱春光说。

  靠着拍纪录片,票房收入肯定不可能“大几十亿”,但朱春光有自己的坚持:“商业的电影更像是一个工业化流程的操作,依赖的是成熟的电影制作流程和体系。剧组的整个周期很长,涉及到的层面也很多,如项目管理、技术上的支持、拍摄、宣发……是一个庞大的团队去操作的。”与工业化的流程相比,朱春光更倾向于与思维的表达,“纪录片是一个更纯粹的作者电影,允许‘特别独特’的存在。举个例子,这部片子我可带着我的小团队拍摄,甚至是,如果所有的条件都不允许时,我一个人一台机器,都能够实现一次拍摄。换句话说,当你工业化程度不够的时候,或者是当你更倾向于自由自在地去表达自己的思想的时候,你可以去做纪录片。”

  “艺术与商业”是一个庞大而略显虚无的话题,朱春光选择讲现实:当下的纪录片市场,和过去相比已经好了太多。“伴随着《舌尖上的中国》等一系列纪录片的火爆,我们印象里的‘卖不出价钱’已经很少出现了,一系列的纪录片都有着比较好的商业表现。从投入产出比来看,其实更划算一些。”

  让朱春光挑一部自己最喜欢的作品,他几乎是不假思索,报出了《爱上莎士比亚》的名字。这是朱春光在2007年拍摄一部纪录片,讲述的是河北承德的山村里,一群不懂英文的老师,带着一群孩子学习莎士比亚英文原版诗歌的故事。故事梗概看上去有着明显的逻辑漏洞:不懂英文,怎么教孩子英文原版诗?其实,这正是《爱上莎士比亚》的“亮点”,也是让朱春光在震惊之后产生好奇的原因所在。

  带着“问号”奔赴承德,朱春光发现,老师们教孩子的方式居然是对口型!6岁的女孩郭鑫在“对口型教学”中一点一点“成长”,故事荒诞,又包含着“黑色幽默”。网友们坦言,“内容太荒谬,但是似乎又荒谬的有理。你就是找不到这个山村老师的做法的问题所在。”还有人说,“笑点多的纪录片最伤感了!”

  “直觉告诉我,在这一个故事背后,是什么理念支撑着山村里的老师在做这件事,他所处的环境、周围人的不理解,种种矛盾加在一起,故事自然而然就到了。”朱春光表示,《爱上莎士比亚》让自己的导演技能更成熟,思考问题也更深入了一些,“我开始更好地理解中国的社会。”

  这样近乎于刁钻的拍摄角度,是寻常人不容易捕捉到的。“我之前的拍摄都是我自己操作的,后来慢慢的,自己的行业地位慢慢的升高,取得的成就慢慢的变大,但我依然保证,手头有机器握在手里,哪怕是用手机拍摄。我会把自己作为一个机位,永远是stand by的状态。”朱春光将自己的这个习惯归结为“职业特性”,“这可能就是纪录片的习惯,永远以电影视角来观察社会。哪怕不拍片时,对自己感兴趣的题材也会保持思考:以什么样的形式去讲故事,通过怎样的方式来讲故事。有一天灵感忽然来了,那就行动。”

  拍片多年,朱春光的身份也从Discovery新锐导演,升级成了这项新锐导演选拔计划的评审。“我对每个人每个阶层都非常尊敬。他们都有着平凡而伟大的故事。”朱春光如是总结自己。

  在文化圈子里摸爬多年,如今算不算得上是“走红”?朱春光想了想,换了个词,“是‘小红’吧。我不太想用‘红’这个词。我觉得不能用‘红’来评价纪录片导演。”

  朱春光坚持,自己从事的职业归属是“社会责任感”。“想不想红?肯定是想红的。但这个评价体系太单一了。做纪录片的人是个很特别的群体,对社会有责任感,心里怀揣着梦想,采取做纪录片。他们也许会和喧嚣的文化圈保持一定的距离。”

  此次应邀担任江苏省委宣传部“艺术普及教育进校园”融媒行动的专家,朱春光表示,自己希望可以带着孩子们一起“玩电影”,点燃兴趣,共同探索,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春光电影教育团队准备了一整套教案,即将带着试点学校的孩子们,“真刀真枪”拍电影。

  其实,这不是朱春光第一次将关注的重点落定在教育领域。此前,他曾经拍摄过一部名为《德国“制造”的孩子》的纪录片,跟踪过德国幼儿园的娃娃们。“德国人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做得很到位,拍摄前,我们花了很久和幼儿园、当地政府、每一个可能会被拍到的孩子的家长做沟通。得到许可的孩子才能在镜头里出现,家长若是不同意,在拍摄时,这一部分孩子会被安排其他的活动内容。”做思想工作的过程耗时费力又磨人,但却让朱春光对于教育领域的兴趣逐渐加深。

  “带一些已经读到电影学院的学生时,你会发现他们缺乏创意,我就在想,这么多东西能否从孩子小时候抓起。”朱春光有自己的教学计划,“我教给学生的不是简单的‘远景’‘中景’‘近景’,而是‘电影语言’。通过思维的启发,让他们更具有创造力。”他举了个例子,假如在南京的乌衣巷里,出现两个人物,时空、年龄等都没有预设,在这样的半命题情况下,孩子们能拍出的作品,兴许会是古人王导谢安的对话,也可能是现代人在巷子里的“穿越”。如何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进行电影时空的转化?放手给学生们发挥的空间太大了!

  虽然并不是每一个孩子将来都会考入电影学院,但艺术的熏陶渐染,会对孩子的未来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包括自己的孩子在内,朱春光都坚持的是“潜移默化”式的教育。“我没有‘规定’或是‘要求’孩子一定要去做些什么,但他多少会受到一点熏陶。孩子很小的时候,我给他送过一个傻瓜相机,后来他拍出来的照片,很多角度让我都觉得挺惊讶的。”

  Y:加完您的微信,您发来的自我介绍是“朱春光导演”。为何需要用“某导演”这样的方式来介绍自己?

  Y:您曾这样形容自己的纪录片创作, “如果没有开花结果,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坚持”。现如今,这朵“花”是否开到了盛放期?

  Z:这是很早的一个工作室的名字。镭是一种很珍贵的金属元素,很特别。我希望像镭一样凝聚巨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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