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硕：以“康藏史”的视角考察中国历史进程我看到了“连接”

  【编者按】康区又称“康藏”，是藏族传统三大历史地理区域之一。该区域地处横断山区，是青藏高原与川西平原、云贵高原的重要连接地带，既是藏族同西南各民族密切接触交往的地区，也是历代中央王朝经营和治理西藏地方的通道和关键区域之一。

  四川大学历史背景和文化学院教授石硕主编的《康藏史（古代卷、近代卷）》近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刊行，本书以通史体例，将康藏历史置于历代中央王朝、西藏地方及汉族交流互动之中，系统梳理和呈现了该区域的历史发展脉络，是首部全面、系统勾勒和呈现康区整体历史面貌的通史著作。澎湃新闻·私家历史对石硕教授进行了专访，在他看来，“康藏史”意味着“连接”，是对认识中国古代历史进程是一个丰富和拓展。

  石硕：这样的一个问题是认识和理解“康藏史”的基础。“康藏”是一个习惯性称呼，藏族传统上将其分布地区分为“卫藏”、“安多”和“康”三大区域，这既是藏语三大方言区，也是三个不同的人文地理板块。总体来说，“康藏”一词的产生，大体有两个含义：其一，“康”（khams）在藏语中是“边地”含义，这是一个相对于“卫藏”（含义是中心）中心区域的概念。其二，清末已筹划在原“川边特别行政区”基础上建立“西康省”，省会就选定在今天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巴塘县，但这个计划因辛亥革命爆发而中断。直到抗战时期的1939年，鉴于该区域的重要性，才正式建立“西康省”。西康省第一任省主席是国民政府24军军长刘文辉。西康省的管辖范围分三个大部分：一个“宁属”，指原来清代四川省宁远府的辖区，共8个县，最重要的包含现在的凉山彝族自治州、攀枝花市；一个是“康属”，最重要的包含现在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是藏族分布地区；一个是“雅属”，主要指今天除名山之外的雅安市地区。所以，“康藏”这个传统称呼，也和西康省有密切关系。

  康藏史的研究范围与上述两者紧密关联，一是指藏语康方言的分布地区，大致为今四川甘孜、云南迪庆、青海玉树三个藏族自治洲和西藏自治区的昌都地区，俗称“三州一地”；另外一个则是指原西康省“康属”范围。当然，历史上的康藏区域并不像今天的行政区域那么准确、清晰，经常是比较模糊和笼统的，这一点特别需要指出。总之，“康藏”是沿袭历史上的一个概念，用这个概念作书名，是出于尊重历史的考虑。

  石硕：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在研究和撰写《康藏史》过程中，才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大体说来，康藏地区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康区是一个地理过渡地带，也是一个文化过渡带。

  康区地处横断山脉地区，这里山川纵贯、东西骈列，是典型的高山峡谷地区。该区域处于我国第一级阶梯向第二级阶梯交接处，是青藏高原向云贵高原及川西平原的地理过渡带，也是青藏高原的重要出水口，构成长江上游的三条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都从这里流过，是水资源极为丰富的地区。康区地势总体上西北高、东南低，但由于崇山峻岭，这里的气候、植被垂直分布特点十分显著，地理环境有显著的阻隔性、分散性和多样性特点。

  康区正是在这样的自然环境基础上形成的人文地理区域。自然与人文从来就息息相关，大致说来，康区的社会与人文方面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1、它是农牧过渡带。从北向南，康区是从农牧混合逐渐向南部山地农耕的过渡，从西向东，则是农牧混合向农业地带过渡。2、同地理环境的阻隔、分散和多样相对应，康区也是中国文化多样性、独特性最突出的区域之一。比如，虽然同属藏族文化，但金沙江流域、雅砻江流域和大渡河流域等不一样的区域，均呈现了浓厚的地方特色。3、康区是民族走廊地带，民族的流动、迁徙十分显著。这又给该地区文化带来了突出的复合性、兼容性。4、康区在东西方向，是藏、汉民族交流互动以及西藏与中央王朝之间的连接通道和桥梁地区；在南北方向上，则是北方民族与南方民族之间发生联系和相互沟通的孔道。

  石硕：这样的一个问题问得好。任何一个点、一个局部区域的研究，都应该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即它对整体和全貌带来哪些新认识？前不久，在京召开《康藏史》新书发布及学术座谈会，清华大学沈卫荣教授也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如何界定“康藏”？怎么认识“康藏”的意义？不是从知识层面说明“康藏”一词的含义，而是从中国古代历史进程看，“康藏”意味着什么？从“康藏”视角，我们能看到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中哪些过去看不到或被忽视的新东西？当然，从中原看边疆，与从边疆看中原，看到的东西肯定不一样。

  就《康藏史》撰写的体会来说，首先，从康藏史视角，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历史进程更具体、更为生动，对认识中国古代历史进程是一个丰富和拓展。其次，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康藏史”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的答案是两个字——“连接”。今天，翻开中国地图，我们大家可以看到，青藏高原几乎占中国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青藏高原是怎样一步步进入中国版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源头，始于吐蕃王朝的东向扩张，始于吐蕃与唐朝之间近两百年的密切交往与战和关系。前面说过，康藏地区是青藏高原同内地之间的地理过渡地带，也是文化过渡带。过渡带是什么？是“结合部”，也是“连接带”。康藏地区，正是这样一个“连接带”。如果我们不了解“康藏史”，缺失了这个“连接带”，我们就很难理解西藏乃至青藏高原地区为何一步步进入中国政治与文化体系。康藏地区，既是地理连接带，也是民族连接带，还是文化连接带。所以，我认为，《康藏史》的主题，就是两个字——“连接”。它是我们理解青藏高原怎样一步步进入中国古代历史进程的关键区域。

  石硕：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至少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康区已有古人类活动踪迹。进入新石器时代，康区的人类活动遗迹已相当丰富。主要体现于两点：其一，新石器时代遗址在康区的分布比较广泛。目前，在康区西部的澜沧江流域地区、东部大渡河上游地区均发现距今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二，新石器时代，康区已出现了一些文化堆积极厚的大型聚落遗址。这些大型聚落遗址延续的时间相当长，有些甚至达千年以上。这表明，新石器时代在康区这一横断山脉高山峡谷地区，文明发展水平并不逊于周边别的地方。当我们把康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放在更大的地域空间来审视其与周边新石器文化的联系时，不难发现一个显著事实——康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同黄河上游甘青地区新石器文化存在广泛而紧密的联系。换言之，在康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存在着大量来自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文化因素。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彩陶和人工栽培作物粟。根据对东亚人群Y染色体单倍型的类型及频率分布规律的调查，甘青地区的原始居民中的一支大约在6000年前很可能由于气候急变，即骤然转向寒冷干燥而开始由南下向横断山脉地带迁徙，并由此产生了汉语语族和藏缅语族人群的分化。这些经由不同的路线和通道南下的新石器时代居民不仅是康区新石器时代文明的主要开拓者和创造者，也是藏缅语族最早的祖先人群。

  继新石器时代文化之后，康区古代先民留下的普遍分布的考古遗存，是一种被学术界称作“石棺葬”的墓葬文化。石棺葬在横断山区分布地域甚广，不仅在澜沧江上游流域、金沙江上游流域、大渡河中上游流域和滇西北地区均有分布，在岷江上游地区、青衣江流域乃至滇中地区也均有广泛的分布。目前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主要把分布于大渡河以西（汉代的“旄牛徼外”地区）的川西高原地带，即今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雅砻江和金沙江诸流域的石棺葬，同汉代活动于该区域的白狼、槃木、楼薄等部落相对应。在汉代白狼、槃木、楼薄等部落活动的所谓“旄牛徼外”区域，即今天雅安以西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的确发现了数量丰富的石棺墓葬。史籍对白狼部落的记载相对丰富，白狼部落也是汉代康区范围最有名、最重要的部落。白狼部落应是以巴塘一带金沙江流域地区为中心，分布地域辽阔且大体覆盖了今川西高原范围的一个大部落，人口规模也较为可观。从其在后世所具有的广泛影响来看，白狼部落无疑是汉代（乃至唐以前）康区最大和最重要的部落。

  白狼部落最为有名的是留下了用白狼语记音的三首“白狼歌”，这是目前留存下来的最早的古藏缅语语料。如果说，新石器时代是黄河上游人群向南和向西迁徙的第一个的高潮，那么，在进入历史时期以后，尤其在春秋战国至秦汉时代，黄河上游地区人群向西和向南迁徙的趋势很大程度上仍然延续，并形成藏缅语民族南迁的第二个高潮。这可以解释汉代分布于康区横断山脉地带的白狼部落所操的白狼语，何以会同藏语之间有亲缘关系。汉代康区的白狼部落所使用的语言同藏语之间有亲缘关系的这一事实，也成为后来康区与西藏地区在文化面貌和语言系属上发生密切联系的基础。

  在公元七世纪以前，西藏地区已与包括康区在内的川西高原地区存在密切联系与交往，一个突出现象是源自于象雄的苯教文化由西藏向川西高原地区的传播。从东汉时期川西高原范围出现被称作“邛笼”的碉这一建筑来看，琼氏部落由西藏琼布迁入川西北和康区的时间至少可上溯到西汉中叶至东汉时期，比公元７世纪初吐蕃王朝兴起早了约400年。在吐蕃王朝建立以前，西藏腹心地区部落与康区部落之间的联系，还体现于两地之间有几率存在部落间的联姻。无论是敦煌古藏文写卷P.T.126 Ⅱ所记远古时代的“穆”、“恰”联姻，还是“猕猴”与“罗刹女”结合衍生的传说，两者有一个共同点——均反映了在的记忆中，在“远古之初，辟荒之始”，曾经发生过藏地腹心地区氏族与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区即康区地域的氏族部落之间的联姻。

  隋代，在康区地域出现了一个较大的政权，这就是《隋书》和《北史》所记载的“附国”。附国同汉代白狼部落之间显然应存在继承性。在附国的东北方向分布的众多部落中，还出现了名为“千碉”的部落。这说明，在隋代，来自西藏地区的苯教文化在康区和川西高原地域已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也进一步说明，在公元七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前，康区在文化以及信仰上已与西藏地区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联系。

  石硕：公元七世纪初，当松赞干布统一西藏高原建立吐蕃王朝之际，介于新兴吐蕃与唐朝之间的康区地域，乃是一个辽阔而又薄弱的中间地带。唐与吐蕃之间的附国、吐谷浑、党项、白兰及松外蛮等都处于相对自主的状态。贞观十二年（638年），吐蕃发动了直接针对唐朝的松州战役。吐蕃发动松州战役旨在谋求与唐联姻，并无与之进行大规模军事对抗的意图。松州战役是唐蕃间的第一次正面交锋，不但向唐展示了新兴吐蕃王朝的实力，由此也揭开了唐蕃之间在剑南、西川一带长达两百多年的争夺战的序幕。

  在7-9世纪，吐蕃与唐朝在西南的战事大多分布在于剑南西川一带，尤其是集中在松、茂、黎、雅、巂等各州一线，双方在此进行了长期的拉锯战。吐蕃对剑南西川地区的进攻主要分南、北两条线。北线穿越横亘于康区北部的白兰地界，经草原地带长驱直入，直达今川西北大渡河上游及岷江上游地区。从公元八世纪起，在吐蕃征服南诏并与之结盟以后，南下滇西北、再由川西南一带北上黎、雅地区，也慢慢的变成为吐蕃进攻剑南西川的南线。南线主要是以南诏为依托，多为吐蕃与南诏军队联合作战。南线在安史之乱后逐渐活跃，成为吐蕃在巂州、黎州、雅州一带与唐交锋和争夺的主要进攻路线。在安史之乱后，吐蕃由南、北两条线路向剑南西川地区的进攻，最终形成了南、北呼应和贯通之势。

  吐蕃实施了对康区部落的长期役属与控制。比如苏毗传统地域最初主要在以今昌都、玉树为中心的康区西部地区，但随着吐蕃王朝的向东扩张，苏毗人在东部地区广为扩散，不但大量分布于河西陇右地区，在吐蕃末年，一部分驻守河陇地区的苏毗人亦曾由西北南下，向康区一带扩散。吐蕃征服的藏东北一带的党项、白兰、多弥等，甚至有可能包括苏毗部落，这些部落所操的语言和吐蕃本部所操的藏语可能是不一样的。这表明吐蕃向青藏高原东部方向的扩张，实际是把许多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甚至不同信仰的部落收入麾下，并把它们在政治上、军事联系为一体。吐蕃对康区东部东女国的征服与控制呈现两个特点：一是阶段性，其部落被吐蕃“役属”主要是在“中原多故”即安史之乱以后；二是有限度，这些部落政权因介于吐蕃与唐朝之间，当其不堪吐蕃的“役属”时，往往投唐内附。即便投唐内附以后，它们也时常“潜通吐蕃”，故被形象地称作“两面羌”。吐蕃向东部扩张过程中，所征服并与之结盟的最大政权与部落，自然要算其东南方向的南诏。南诏与吐蕃的联盟关系，事实上正是吐蕃向东扩张征服东部地区众多政权与部落并与之结成的联盟关系的一种主要形式。

  目前在康区所发现的吐蕃时期的遗迹中，最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在金沙江流域地区即今藏、川、青交接地带发现了数量众多的吐蕃时期遗留下来的佛教摩崖造像、石刻等与佛教类的遗址和遗迹。从目前在藏东及康区境内所发现的佛教摩崖造像及石刻题记看，佛教真正比较大规模地由吐蕃传播到康区，主要是在九世纪初期即赤德松赞时期。今从藏、川、青交界的金沙江流域发现十余处吐蕃时期佛教摩崖造像及石刻题记看，康区西部即今西藏昌都、青海玉树、四川石渠一带的金沙江流域应是佛教自吐蕃向东辐射和传播的一个重要通道和门户地区，是吐蕃佛教向东传播的重要基地。传说及后弘期藏文文献反映毗卢遮那在东部地区传教产生广泛影响，从金沙江流域地区发现十余处吐蕃时期佛教摩崖造像均以大日如来佛为中心看，吐蕃时期康区特别是金沙江流域地区的佛教当主要以密教为特点。通过对吐蕃在康区的活动遗迹进行梳理，我们大体能得出以下几个认识：一是八世纪末九世纪初，佛教在吐蕃已十分兴盛，僧人已进入吐蕃的权力中枢；二是吐蕃的东扩，佛教也进入康区南北各地；三是吐蕃曾利用宗教、军事等手段有计划地对康区进行经营；四是吐蕃文化吸收了康区当地、汉地以及尼泊尔和印度等南亚地区的文化成分。

  石硕：藏地“三区”的概念是逐步形成的。从现有资料看，主要与元朝对藏地的统治与管理直接相关。元朝先后设置了三个军政机构来实施对藏地的统治与管理，它们是：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土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和土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这三个行政区不但奠定了“三区”概念的基本轮廓，对逐渐形成“三区”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关于这一个问题，我写过一篇论文《藏族三大传统地理区域形成过程探计》（《中国藏学》2014年第3期），谈得比较详细，有兴趣的朋友能更加进一步参阅。

  在吐蕃王朝崩溃以后，原驻守吐蕃王朝东部地区的吐蕃军队及随军部落，因无法返回故里，大量吐蕃人和吐蕃奴部在原属吐蕃东部疆域的康区一带广为扩散，形成了大量吐蕃人与原为吐蕃属部的康区各部落居民相互杂处、就地耕牧繁衍的局面。在吐蕃所征服的东部地区，从各种不同称谓的部落以及被称作“夷”“羌”及“羌之别种”的人群，进而演变为“吐蕃遗种”或“吐蕃赞普遗种”。其原因和基础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吐蕃时期，吐蕃王朝对东部地区特别是康区的各部落和人群进行了长达百余年的军事征服和政治统治，使它们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吐蕃文化的熏染。

  二、在吐蕃王朝解体以后，大量吐蕃部落及奴部流散于康区一带，遂与当地原为吐蕃属部的诸羌居民相杂处，彼此走上了相互依存、融合发展的道路。

  三、公元10世纪以后，随着后弘期藏传佛教的兴起，藏传佛教不仅在卫藏地区得到复兴和发展，同时也不断由卫藏地区向东部的康区一带传播和渗透，最终使得康区居民与卫藏地区居民之间在语言文字、心理素质及文化面貌上逐渐趋向一致。

  在后弘期初期藏文文献中慢慢的出现了“康”这一概念。把指称“边地”的“康”（khams）作为与“卫藏”中心区域相对应一个地理区域来看待，这实际上反映了在吐蕃王朝解体以后，在藏地的观念中，也在进行一个整合。这就不仅仍然将卫藏作为一个中心区域来看待，同时也把过去吐蕃王朝占领和控制的整个东部地区称之为“康”，即笼统视为“边地”。也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在这一时期，尽管吐蕃王朝已不复存在，但在藏地尤其是卫的观念中，仍继承了吐蕃王朝的政治与文化遗产，在地理上和文化板块上仍将整个辽阔的东部地区视为与“卫藏”中心区域相对应的“边地”。这说明一个问题，在公元10世纪佛教后弘期以后，在尤其是佛教高僧的观念中，也已逐渐将整个辽阔的东部地区作为与“卫藏”中心相对应的“边地”纳入其体系之中。

  在吐蕃王朝崩溃以后到宋元时期，青藏高原地域除悄然而缓慢地发生的人群与文化的整合外，同时也发生了另一个重要变化，即青藏高原的地域整合。确切的说，是卫藏、安多和康三大人文地理区域格局的逐步形成。很大程度上，这两种整合之间有密切的内在关联，二者是互为表里且相辅相成的。从某一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人群与文化整合逐步达到一个新阶段，才为地域的整合即新的地缘格局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而新的地缘格局的形成和出现，正是不同人群与文化相互整合的一个结果。

  澎湃新闻：藏文史籍中称卫藏为“法区”，安多为“马区”，康为“人区”。“人区”的内涵是什么？

  石硕：对藏族三大传统区域各自的特点和差异，藏文史籍中有一个简约而精辟的概括，称卫藏为“法区”，安多为“马区”，康为“人区”。这就是说，卫藏的特色是“法”即宗教；安多的特色是“马”即牧业；康的特色是“人”。藏族的民间谚语中还有这样的表述：“卫是热心宗教的，康巴人是好斗士，安多人会做生意。”这些均反映了自身对于三大区域之特点的归纳和认识。

  民间谚语所称“康巴人是好斗士”，或可让我们对于“人区”的理解。在藏族地区，常常普遍以“康巴汉子”一词来指称康区的男人。“康巴汉子”在卫藏和安多地区心目中，也往往以体形高大、性格强悍、好斗、讲义气著称。

  1、根据体质人类学测量结果，被划分为两种不同的体质类型：藏Ａ型和藏Ｂ型。藏Ａ型又称“僧侣型”。其特点是短头型、面孔宽、身材较矮小；藏Ｂ型又称“武士型”或“康区型”。其特点是长头型，面孔相对窄，身材较为高大。

  2、10世纪以后，在康区地域却产生了一部《格萨尔》英雄史诗。《格萨尔》史诗所彰显的是对人性的颂扬。它以歌颂英雄气概、勇敢、积极进取、不畏、敢爱敢恨等这样一些体现人性的因素和内容为基调。

  3、康巴人具有个性张扬、强悍好斗和敢于开拓进取的性格特点。藏族民间谚语“康巴人是好斗士”，颇能反映康巴人的性格特点。从历史上看，康区人的强悍好斗特点表现得十分突出。近代以来，康区始终是各种武装冲突和暴力事件频发地区，如“大小金川事件”“瞻对事件”“巴塘之乱”“布鲁曼起义”等等。康巴人的这些性格特点与《格萨尔》英雄史诗所彰显的精神气概颇相契合。

  在后弘期佛教高僧德的语境和地理观念中，把原吐蕃王朝的疆域划分为“卫、藏、康”三个部分，乃是当时一种较为普遍的习惯。其中最早记载藏地“三区”概念的是大司徒·绛曲坚赞的《朗氏家族史》。不过，藏文史籍中时间最早、最清楚地记载藏地“三区”的，要数达仓宗巴·班觉桑布写成于1434年的《汉藏史集》，对“三区”范围的描述及分别将之称作法区、人区和马区。各藏文史籍的记载基本一致，大抵均承袭《汉藏史集》。

  澎湃新闻：在不断的和周边区域的各种势力以及中央政权有着频繁密切的交往、互动，康区的文化、信仰、生活习俗等方面有怎样的改变？康区的文化、信仰、习俗等对西南其他各民族有怎样的影响？

  石硕：历史上起源于西北地区的古藏缅语民族系统（习惯上被称作“氐羌民族系统”）主要是经康区南下而逐渐散布于整个横断山脉地区。同时历史上的百越、壮傣和苗瑶等南方民族系统的人群也有经此民族走廊北上迁徙。康区自古以来无论在南北方向还是东西方向上都是多民族的流动与交融荟萃之所。众多民族及族群在这里频繁地发生接触、冲突、融合与互动。民族走廊这一特殊背景构成了康巴地区民族分布众多、民族构成复杂多元的局面。目前，康巴地区的主体民族虽为藏族，但同时也有汉、彝、蒙古、纳西、羌、回等多种民族，他们均形成了与康巴藏族相互比邻或混居的局面。而单就康巴藏族的形成来看，其成分也是相当的多元与复杂。

  康区的藏族是以汉代以来当地原有的氐、羌、夷等众多民族成分为主体，自吐蕃向康区扩张以来不断受到吐蕃和藏文化的融合与同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康区藏族的形成大致经历了如下几个演变过程：吐蕃时期，吐蕃王朝对康区诸羌各部进行了长达二百余年的军事征服和政治统治，使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吐蕃文化的同化；吐蕃王朝以后，大量吐蕃部落及奴部流散于康区一带，遂与当地原为吐蕃属部的诸羌居民相杂处，彼此走上了相互依存、融合发展的道路；公元10世纪以后，随着藏传佛教后弘期兴起，藏传佛教不断由卫藏地区向康区传播和渗透，从而使康区居民与卫藏地区居民在文化心理素质和语言文字上逐渐趋于一致。自12世纪以来，由于民族间的迁徙、冲突与交融，也陆续有若干民族成分以各种方式融合到康区藏族之中。这些民族成分包括了汉、彝、回、蒙古、纳西、羌等等。正因为康巴藏族在族源构成上的复杂、多元特点，所以今天在康巴地区藏族内部仍存在着众多支系。这些人群支系不少仍使用着自己的母语，如在康巴地区有讲木雅语的木雅；有讲道孚（尔龚）语的藏族自称“布巴”；有讲扎巴语的藏族自称“扎巴”；有讲贵琼语的藏族自称“贵琼”；有讲却域语的藏族自称“却域”等等。这些不同支系的藏族彼此在文化和风俗上均存在相当差异。这种在同一民族内部存在众多人群及语言支系的情况极具典型意义，是康区作为民族走廊地区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

  康区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藏、汉民族的互动与交融。清代、民国时期大量迁入康区的汉人迅速同当地发生密切交融，交融的主要途径是通婚。由于清代民国时期进入的汉人主要为官兵、商人、垦民和各类工匠，均为单身男性，加之边地遥远，环境艰苦，故汉藏通婚往往成为迁入汉人的普遍选择。清代民国时期大量汉人迁入康区所带来的汉、藏互动，其结果主要体现为“汉”向“藏”的融入。一方面，因为汉藏通婚和适应环境的需要，落籍当地的汉人几代之后大多融入藏族之中；另一方面这些汉人又把汉文化因素带入当地的藏文化之中，形成当地人所说的“倒藏不汉”“汉人不纯，不藏”即汉、藏杂糅的文化状态。

  康区从元代起在原部落的基础上开始形成众多土司。明清时期康区范围的大小土司已多达百余个，其中最大的有德格、明正、巴塘、理塘四大土司。这些土司受中央王朝册封，其权力在家族内部世代相袭。土司之间彼此互不统属，并常为争夺地界、属民发生冲突。在清末民初改土归流过程中许多土司虽被废除，但因政局动荡，土司统治在很多地区纷纷得到恢复。康区以土司为主的多元政治格局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初。所以，历史上康区是一个政治多元地区，从未形成统一全境地方的政权。这种政治多元与地域分割性紧密关联，今天康区不少地界和草场纠纷，也同土司时代的传统地界密切相关。

  石硕：作为青藏高原东缘的高山峡谷地区，康区就如同是一个密集的地球皱褶地带。在这个皱褶带中至今积沉和保留着许多古老而独特的社会形态、文化现象与文化遗存。今天在川、滇交界的泸沽湖沿岸的摩梭人和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雅江两县交接处鲜水河流域的扎巴人中，仍完整地延续着以母系为中心的家庭结构和“走婚”形态。与母系中心社会相对应，康区也保留不少父系氏族的社会组织形态。在金沙江河谷深处的三岩地方保存着一种被称作“戈巴”和“帕措”的父系社会组织。在今康北牧区还完整地保留着一种以“骨系”（父系血缘）为纽带的游牧单位和血缘组织。同时在康巴地区至今还存留着相当数量独立和尚待认识的语言，这些语言在当地被称作“地脚话”，其使用人群多则上万人，少则仅有几百几千人，他们与外界交流时多使用藏语、彝语或汉语，回家则说“地脚话”。这些有着“活化石”之称的“地脚话”引起语言学者的广泛关注与兴趣。在康区迄今还保留着大量独特的古代碉楼，即《后汉书》中已见于记载的“邛笼”。在今大渡河上游的丹巴县境内古碉数量之密集着实令人惊叹，号为“千碉之国”。这些石碉今天虽已丧失实际功用，但作为一种独特的历史遗产其文化价值与丰富的社会内涵正日益受到大家的重视。

  在康区保留下来的宗教种类及各种原始宗教形态也极为丰富和复杂多样。康区不仅集中了现今藏传佛教的所有教派，甚至连历史上已完全消失的一些教派，如觉囊派等以及佛教传入以前存在于藏地的最古老苯教也均在康区有较好的保留。金川一带还流行“入寺信黄教，在家信苯教”之俗。即便是在藏传佛教覆盖地区，在民间的社会生活层面也仍大量保留着可称作“底层”的各种原始宗教成分。在康区不少地方至今仍都会存在着一些不属于任何寺庙被人们称作“工巴”“达巴”的民间巫师。一些地区还保留有用象形文字写成的经书等等。所以，古老原始文化的大量存留能够说是康区一个突出特点。

  在藏族三大传统区划中（三大方言区）中，康区无论是在语言、服饰、建筑、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婚姻形态、社会类型等每个方面呈现的多样性、丰富性堪称首屈一指，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均可用“异彩纷呈”来形容。康区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在流传于当地的谚语中也得到充分反映：“一条沟，一种话”；“每条沟有自己的习俗，每条沟有自己的土话”；“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一山一文，一沟一寺，一坝一节”。这些谚语是对康区文化多样性的生动概括。例如，甘孜藏族自治州首府康定即是一个典型的多元文化荟萃之所，在不足几平方公里的康定城内，就集中了天主堂、寺和藏佛佛教主要教派的各大寺院。在昌都芒康县盐井区则形成基督教、藏传佛教与东巴教相互并行的和谐局面。

  澎湃新闻：清朝政府对于康区的管理能力大大增强了，清朝采取了哪些有别于前朝的管理方式？

  石硕：清朝势力进入康区是针对吴三桂与康区之蒙古和西藏结成同盟为起点的。明末，来自北方的和硕特蒙古逐步控制了整个青藏高原，康区大部分地区统治权都掌握在和硕特部手中。对于吴三桂，蒙藏双方虽未给予支持，但中立态度使得吴三桂在与清朝的对抗中在康区获得相对宽松的环境。由于清前期面临北方准噶尔蒙古这一心腹大患，为了顾全和稳定大局而采取“捍准夷而扶持和硕特”的政策，因此对于和硕特在康区的扩张并未采取军事措施，而是多以政治手段介入。三藩之乱肃清后，清朝在西南地区局势渐稳，对康区的态度也逐渐发生改变。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发生了打箭炉蒙古营官喋巴昌侧集烈将打箭炉地方内附土司蛇蜡喳巴打死的恶性事件。康熙帝令提督唐希顺发兵进剿，史称“西炉之役”。西炉之役后，清朝在康区力量大幅度向西推进，控制了雅砻江以东地区。

  西炉之役后，清朝收复打箭炉地方，对归附的土司授以官职，编入清朝管理体系。随后，清朝也开始在打箭炉地区驻兵的行动，正式将化林营移驻打箭炉。自此，打箭炉开始成为从内地通往西藏大道上的重要据点。清朝经营打箭炉的重要举措乃是在大渡河上修建了泸定桥，这也为清朝开拓从内地经打箭炉通向西藏的道路提供了可能。泸定桥的建成带来的一个直接结果，则是作为汉藏茶叶贸易中心的打箭炉的兴起。自吐蕃时代起，汉、藏之间形成以大渡河为分界的传统，到明末清初，因西炉之役、泸定桥建成和清朝控制打箭炉以及汉藏茶叶交易市场的西移等事件，汉、藏之间以大渡河为传统分界的格局被打破。汉藏分界向西推移，跨越大渡河，移至打箭炉地区。

  促使清朝进一步向康区扩展势力，特别是向打箭炉以西开拓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则是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发生的新疆准噶尔部策妄阿喇布坦侵入西藏事件。清朝最终选择从成都-打箭炉和西宁分南、北两个方向进兵西藏，并积极展开对由打箭炉入藏道路的探查、筹划。“驱准保藏”军事行动所导致的对打箭炉入藏道路的开拓，很大程度上成为清朝治理西藏取得重要进展的一个转折和标志，这突出体现于以下两点。

  其一，打箭炉入藏道路的开拓，使清朝进藏道路由过去以西宁一路为主开始转向以南路为主，同时也成为清朝治理西藏及藏地战略依托及重心逐渐向康区转移的一个标志。

  其二，在开辟由打箭炉入藏道路过程中，清朝以此为契机逐渐控制了康区，并使康区日渐成为清朝治藏的前沿与依托。

  雍正元年（1723年）六月，蒙古和硕特部罗卜藏丹津起兵叛乱后，清朝在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中，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即是防范叛乱向康区的蔓延。其采取的具体措施主要有两个：一是对康区各紧要之地派兵驻守；二是对康区各地的番众进行广泛招抚。从某一些程度说，罗卜藏丹津叛乱实际上为清朝进一步控制康区提供了良好契机。由于在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中，清朝对康区各紧要之均地派兵驻守并对康区各地番众广泛进行招抚，故在“罗卜藏丹津叛乱”平定后，康区整体政治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和硕特蒙古在康区的势力基本被驱逐，其对康区的影响力也大为下降。“罗卜藏丹津叛乱”平定之初，年羹尧上奏《禁约青海十二事》以及《平定罗卜藏丹津善后事宜十三条》，对平叛的善后措施提出了系统方案，清朝基本采纳了其建议。其中有关彻底肃清和硕特蒙古在康区的影响，以防止其卷土重来和全面加强清朝对康区控制的举措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二，设置官职，册封土司，加强对康区番族的管理。1727年，西藏贵族噶伦之间因权力争夺而发生冲突，主持藏政的首席噶伦康济鼐被杀，“卫藏战争”爆发。清朝再次经由康区派军入藏，至少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清朝在此次进藏过程中对康北地区土司又重新进行招抚；二、此次清军南路入藏，四川路由打箭炉-霍尔-甘孜-德格一路与松潘-郭罗克-霍尔-春科河一路会和后在察木多与云南中甸-阿墩子-察木多路之兵丁会和，而打箭炉-理塘-巴塘-察木多一路负责备办粮草事宜，这是康区在划归内地管辖后第一次四路协调进兵。这实际上意味着由康区进藏的道路已经连接成为一个体系，康区联结内地与西藏的功能已经相对完备，在清朝治藏战略中的地位更加得以凸显。雍正七年（1729年），清朝第二次大规模在康区册封土司，这使得清朝在康区土司制度得以重新确立。经过这一次的土司设置，加上康熙年间“西炉之役”后设立的土司56员，康区共有大小土司一百二十余员。清朝此次在康区大规模设立土司，是在整个西南土司改土归流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在康区选择设置土司其实就是最大限度地考虑了康区的现状，又与川滇藏划界密切结合起来一同推进。这些土司的设置是清朝加强康区控制的需要，客观上也使得清朝对康区的统治进一步加强。

  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后，清朝还在藏地采取了一项意义重大和影响极为深远的措施，这就是对藏地行政区划的划分。经过年羹尧的筹划以及岳钟琪、周瑛的实践，清朝完成了康藏划界。在清朝治理西藏乃至整个藏地的历史上，这一举动有着标志性意义，它意味着清朝对西藏的治理进入到以行政建制进行规范的阶段，同时也代表着康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在清朝治藏战略中发挥及其重要的作用。首先，康藏划界以清除蒙古在康区的影响。其次，保障川藏道路畅通。

  第三，以“番民”内属为目的。划界自雍正三年开始，到雍正十年结束。最终，确定了康区与西藏之间的界线，也在行政区划上确定了康立的地位。康藏划界将康区大部分直接划归四川省，彻底阻断青海蒙古和西藏地方对康区的觊觎。划界也使得清朝开始全面控制康区，康区真正成为清朝治藏的前沿与重要依托。

  石硕：康区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发生在清末赵尔丰川边经营期间。历经清朝百余年间的羁縻经营，在政治上呈现出多元复杂的状况。至清末，川边地方归属土司管辖者仅余十分之五，由呼图克图掌控者十分之一，部落形态的牧区为十分之三，西藏控制区域占十分之一。川边的改土归流动进程真正开始启动始于川滇边务大臣创设后，以自愿和强制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康区大小土司对改土归流的态度不一，既有，比如川边各地土司获知赵尔丰返川后，暗中联络，改流。六月，鱼科土司抗不缴印，联同下罗科百姓滋事。明正土司甲宜斋得到乡城桑披寺普仲乍娃之侄曲批暗助策划，先后联络乡城、道坞渣坝三村土百户、甘孜孔撒土女央机，调集木里、九龙、巴底、巴旺各土司，意图聚兵恢复土司旧制。孔撒土女央机密呈其谋，赵尔丰急令统领凤山率兵赴乡、稻，镇抚木里、九龙，电令中路统领刘亥年赴炉，以扼其势。傅嵩炑分兵往攻鱼科，土司降登宜错逃往上罗科被杀。也有主动改流，比如德格土司争袭案中，土司多吉僧格多次主动请求呈缴印信号纸，纳地改流。因此，清朝覆亡后，刚刚建立起的川边政治新秩序，因丧失军事力量的支撑和政治局势的动荡，迅速土崩瓦解。川边各地土司纷纷起事复辟，陷于混乱状态。

  石硕：康区在近代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藏密在内地的广泛传播，推动了内地佛教的改革和复兴，沟通汉藏文化，融洽汉族感情。汉僧游藏学法和藏僧内地传法是促成藏密在内地宗教界深入人心的双重动力和实现途径。康区在汉僧游藏学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连接和中介作用。以多杰觉拔格西和诺那呼图克图为代表的康区高僧的内地传法活动，则表明康区在整个藏密传播内地过程中已不限于单纯的媒介和通道功能，而是主要的推动力量来源之一。在毗邻康区的川渝地方，汉藏教理院、西陲文化院、近慈寺“护国金刚道场”、重庆佛学社、四川佛学社等一系列重要佛学社团组织和学校的组建，正是缘于康区与川渝之间的宗教地缘优势。这些均说明，在近代汉族关系交往史、文化交流史上，康区扮演着重要角色。

  近代康区的商业贸易在维系内地、西藏及东部藏族地区之间经济联系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因康区社会大多属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内部的商品经济发展滞后，物物交换占主导。近代康区贸易的变化突破了川藏商贸传统的垄断地位。在印茶、英货的侵销的挑战情势下，因新辟交通路线开通等因素的推动，滇藏贸易及甘青回商主导的青康贸易的日益崛起，改变和重置了康区整体的商业格局。

  近代汉人移民入康改变了当地民族构成与分布格局，汉族交融与互动直接影响了近代康区社会和文化的总体面貌。“利美”（即不分教派）运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康区开创出各教派互动、调和与对话的包容宗教环境，对边缘、弱势教法的保存传承及本土文化的重新发掘，更是赋予其“文化复兴”的内涵。近代康区的民间传统文化艺术内容包罗万象，包含歌谣、史诗、绘画、戏曲等，既与其他藏族地区有相仿之处，也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已趋成熟的各种民间传统文化艺术以历史的积淀为基础，在近代康区新形势下获得新的发展，不断吸纳和融合了许多新元素。近代康区经受了政治经济体制的转型和社会的剧烈变革，城乡、农牧之间的社会生活轨迹因受到时代变迁的冲击，显现出较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还表现在社会阶层和不同地域之间。当城镇内新旧社会生活元素不断碰撞、杂糅和融合的同时，远离城镇和交通沿线的乡间，尤其是广大牧区还基本上延续着千百年来的传统生活模式。

  澎湃新闻：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您是否有持续性的田野考察？这种回到历史现场的方法，对于史学研究有着怎样的作用？

  石硕：是的。田野是认识民族的基础，无论民族史还是民族学的研究，均离不开田野考察。我以及我们小组成员每年都要到康区进行田野考察。回归历史现场，细致考察多民族文化兼容特点，以今日康区多民族文化多样性、包容性等现状，反观康区民族历史发展的总体脉络。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我认识一些长期在康定工作、生活的汉族朋友，他们早上大多有喝酥油茶的习惯。汉族女士们也大多有1-2套藏装，每逢藏历年或其他藏族节日盛典活动，他们都会穿上藏装去参加了。当地藏传佛教寺院的重大佛事活动以及转山会等，他们也都像欢庆自己的节日一样，积极喜庆地参与。我初到康定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最初见到这种情形曾暗自好奇，并小心翼翼地问过他们，让我羞愧的是，他们对我的问题反倒有些诧异，说：“在我们这里都是这样。”后来，去康定的次数多了，时间久了，我发现康定的藏族人也都如此，他们也过春节、过中秋节、挂春联，平时穿汉装，按汉人的习惯做事。其实，在康定这种汉、族长期共居的边城，当地人在日常生活中没明确的民族界限，他们的头脑中也很少有“汉族”“藏族”这样的观念和界线，与民族身份相比，他们更容易接受“康定人”这样的身份和称呼，他们的话语中，常常是“我们康定人”“你们成都人”等等。也就是说，在康定人心目中，地域观念及认同明显超越了民族观念与界线。

  这种局面的造成，问题大多有两个：一是历史的原因。凡土生土长的康定人，相当一部分藏族人和汉族人其祖上以及祖辈或父辈中，大都或多或少存在汉、藏联姻通婚的情况。尤其是清代以来，由于大量茶叶商人及汉人移民进入康定，时间一久，他们逐渐在当地落籍，加之与当地通婚，有相当一部分即变成了今天当地的藏族。这种复杂的历史背景，造成了要严格分清谁是汉族，谁是藏族，是一件颇为困难和麻烦之事，也完全无此必要。二是现实的原因。在康定城内，汉族和藏族在日常生活中的往来极为密切，从单位同事，到同学圈、朋友圈、亲戚圈，汉、族之间的交往、接触，就像空气一样，如影随形，无处不在。在这样的环境里，要随时随地分清谁是汉族，谁是藏族，不但麻烦累赘，在行事过程中也平添阻力和困扰。所以康定的朋友调侃我说，“老想分谁是什么民族，只有你们这些外面来的、做民族研究的人才这样想。”这话让我感到有些羞愧，同时也让我反思和感悟。“民族”真有那么重要吗？面对民族交往与民族关系，康定人所选择的这种主观上“不分民族”的态度，可能恰恰是处理民族关系的一种高超的智慧。

  石硕：《康藏史》的完成，不是康藏研究的终点，而只是一个起点。《康藏史》在资料完整性、丰富性上有较大突破，是一部集资料与研究成果之大成的康藏史基础性著作。但是康藏史资料存在许多区域和时段上的缺环和空白，为今后继续推进康藏史研究预留出空间：1、探索历史上康区各民族之间交往、接触的“相处之道”；2、继续注重结合多语种文献史料，对康藏地区历史发展脉络进行更为细致的探讨，比如立足于藏文史料，论述囊谦、德格等区域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发展历史。